大凡高手写诗或下棋，都要推敲“诗眼”或谋划“棋眼”。十多年前，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布下上海金融中心这粒棋子。如今，上海人正执着地朝着这一目标前进———

　　记者李湉湉秦勇

　　在上海，有一座大楼，正全力向492米的高度挺进；有一种力量，正深深扎根在这座高楼里。

　　今年7月，“世界第一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将建成，它将刷新上海人的视野，拉近上海与国际金融中心的距离。

　　有人说：“它的崛起，标志着上海朝着国际金融中心迈进，也向世界宣告了上海要做国际金融中心的坚强决心。”

　　事实上，上海人非常明白：今天，上海在国内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是靠自己不断努力和开放的胸怀争取来的，但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中心，还要靠进一步的跨越和突破。

　　一个国家的崛起，需要能参与世界经济对话的国际化大都市。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所以，金融中心的建设从一开始就注定将成为国家战略。而上海也注定在中国金融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很多时候，政治中心与金融中心是一对“双胞胎”，互为依托、相互发展，支撑着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富强。英国伦敦金融城的崛起、日本东京金融中心的确立，都未脱离这一“生存法则”。

　　但上海金融中心却是一个例外。其地位的确立，是上海人不断努力争取的结果。

　　时钟拨至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与上海暗中较劲，争抢着“金融中心”这一盛名。

　　优势对比如下：北京，全国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部皆在北京；国有资产总量有一半以上，由总部在北京的企业掌控。

　　而上海唯一的优势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昔日的光环已慢慢褪色。

　　无疑，天平向北京倾斜。

　　直到1986年，新组建的全国性综合银行交通银行的总行没有按惯例设在北京，而是选择了上海。这一意味深长的举动暗示了中央的“战略意图”———改革将上海推向了金融中心的前台。

　　“一家银行总部设在上海，并不代表你就能成为金融中心，如果众多银行的总部都不在上海，资金流根本不能聚集。”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说。

　　但是，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部都不在上海，怎么办？

　　上海决策者创造性地提出“东方不亮西方亮，存量不行做增量”———让上海首先成为外资银行的聚集地。

　　当时，国家还不允许开办外资银行的具体业务。但在已有数家外资银行代表处的上海，政府决策层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现在没有外资业务不等于将来没有，外资银行这块业务迟早要开放！”

　　1990年，继深圳经济特区之后，国家对上海“开闸”，允许其受理外资银行设立分行的申请。

　　这给早有准备的上海人提供了“大展拳脚”的机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收到了16家外资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的申请。

　　外资银行的一举一动，吸引了大量中资银行的目光。

　　“聚合效应”随后产生，招行信用卡中心、中国银行华东信息处理中心、兴业银行资金运营中心等纷纷入沪。

　　2005年8月10日，一个可以载入中国金融业史册的日子，当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正式在上海挂牌。跟市场关系比较密切的央行征信局、国际业务部、调查统计司、金融稳定局及金融市场司中分管公开市场操作的部分处室先后南迁上海。

　　由此，“北京决策货币政策、上海服务金融稳定”的大框架浮出水面。

　　今天，上海已成为我国金融机构的最大集聚地。截至2007年末，在沪外资法人银行资产总额达到7370.93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外资银行资产总额的比重为58.84%。各中资商业银行在沪设立营运中心超过30家。

　　机遇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许并不起眼，但谁抓住了机遇，谁就让历史变得不平凡。如果说上海确立了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抓住了机遇，那么，证券市场的建立是上海人推开的另一扇金融之门

　　自打有心角逐“金融中心”位置的那一天起，上海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增强对资金的吸附力和凝聚力？

　　答案是：资本市场。

　　与上海一块想到资本市场的，还有北京和深圳两地。

　　1989年初，得知北京和深圳也在争抢证券市场这块“肥肉”，比较优势并不明显的上海，加紧了筹备步伐。

　　1990年初，上海市政府决定，由上海交通银行、上海人行、上海体改办与“证券交易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以下简称“联办”)合作，成立上证所筹备小组。

　　一时，各种担忧充斥市场———银行官员担心，交易所起来会分流银行信贷资金；有人担心，证券买卖有点像赌博，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国营企业向个人发股票，会不会搞成变相私有化？还有人担心，开交易所会不会在上海滩又培育出一代资产阶级？

　　“就在这时，国家一项重大决策，进一步催生了上证所的诞生。”上证所副总经理刘啸东说。

　　1990年4月18日，国家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开发开放浦东。

　　开发浦东需要多少钱呢？预算8000亿元。这对于上海而言，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要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当时，银行资金流动限得很死。资本市场，无疑是最佳选择！”上海银监局副局长洪佩丽说。

　　问题是，要建股票交易所，上哪儿找懂行的人呢？

　　“联办”理事长经叔平告诉朱镕基：“我们这儿有拨年轻人，就是搞证券交易所的。”朱镕基很爽快地说：“好啊，那把他们请来，我给他们解决户口问题。”

　　经过不到一年的磨合和试验，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敲响开市第一锤，半小时后前市收市时成交了49笔，金额588万元。

　　而就在上证所开市的18天前，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宣布开市。

　　“上证所的建立，从一开始就面临强烈的碰撞。”刘啸东说，证券市场是金融市场中最高端、最市场化的市场，而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还带有强烈的计划色彩，上证所的建立，就是思想解放的产物。

　　据不完全统计，仅上海证券市场就为上海十几年的发展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达1000多亿元。

　　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再一次提醒我们，运作良好的金融服务业对维护一个国家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健康有多么重要。也正因为此，提升金融中心的竞争力被决策者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也抱着“势在必然，也势在必成”的决心和勇气

　　应该说，上海打造国际金融的路，走得很艰难，也走得很坚决。

　　难在何处？

　　“偏居江南”的尴尬地位让上海面临行政上的“硬伤”。

　　不妨以国际金融中心的标准对比一下上海。曾任伦敦金融城市市长的彼得·列文认为，考量一座国际金融中心，至少有四大“硬件”：货币自由兑换、衍生品市场的建立、能引导市场的信息、有效的政府监管。

　　“事实上，以上有些硬件不是上海所能左右，需要国家层面的许可和开放，比如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衍生品市场的建立。”方星海说。此外，他认为，在有足够影响力的信息披露和有效的政府监管方面，上海也还需进一步努力。坚决体现在哪里？

　　上海市市长韩正的话具有代表性，他曾不止一次说过这样一句话：“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国家战略，我们将按照中央的要求，全力推进。”

　　如今，上海已基本敲定了陆家嘴金融城框架———一个4平方公里、规模相当于伦敦的金融城。到2010年，上海金融市场直接融资额占国内融资总额的比重将达到25%左右，交易总额达到80万亿元左右。

　　与此同时，上海还在人才聚集上下功夫。目前，上海金融人才集聚度并不高，从业人员只有10万人，而伦敦达30多万人。

　　“这与商务环境有关，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较高，成为吸引人才安居乐业的一大障碍。”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助理王鸿说。

　　目前，浦东正研究建立一个为金融高端人才安居乐业服务的资金库，通过补贴的形式，填平移居地之间的差距，使他们的生活水准不降低。对金融机构就业的20岁至30岁的年轻白领，提供一批可租赁的个人终端达7—8兆的单身宿舍；针对金融高端人才，正在建一批可供租售的金融家公寓。

　　在国家的支持下，上海正行走在创新之路上。比如，把上海联交所打造成PE(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缩写，Private Equity Fund)的主战场。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上海人正坚定地、一步一步地向国际金融中心迈进。

　　夜幕中的陆家嘴核心金融区

　　敢想敢闯在高起点上谋求大发展

　　文/李湉湉

　　和昆山、张家港之前的“名不见经传”不同，上海成名太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远东国际金融中心，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仅次于北京的经济重镇———如此一来，要想有所突破，实非易事。

　　面对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偏居江南”的上海没有止步不前，而是敢想敢闯，在高起点上寻求大发展。

　　敢想敢闯，在靠行政力量引导和尊重市场化原则之中走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探索之路。

　　敢想敢闯，东方不亮西方亮，在四大国有银行总部不在本地的情况下，抓住先机，率先对外资银行“开闸”，将上海建成了外资银行的聚集地，通过“聚合效应”，让上海成为国内最大的金融机构聚集地。

　　敢想敢闯，一无所有正好从无到有，看准了当时中国没有金融市场的空白，把证券市场建在了上海，把各方的资金汇聚于此，进行配置，并逐渐形成包括证券、期货、外汇、黄金等的完备要素市场体系。

　　现在，上海已经是蓬勃向上的中国的金融中心，并具备了冲击国际金融中心的实力。

　　尽管如此，在又一轮新起点上，上海再次提出，不要背过去成绩的包袱，跳出上海看上海，增强大局意识，不能小富即安。

　　现在，长江下游的上海已经振兴，通过对比上海，不难发现，要想成为长江上游经济、金融中心，重庆只有博采全国各省区市之长，敢想敢闯、对外开放，让各种经济要素和资源进来，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上海感言

　　从“三把蔬菜”、“六块肉”

　　起家的“世界一流交易所”

　　“再过30年，可能全世界真正有影响的证券交易所只剩3家，除了纽约、伦敦，还有一个会出现在亚洲。”今年初，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值跻身世界前六时，世界证券交易所联合会年会也首次在上海举行。在年会上，花旗集团长期研究世界证券市场的经济学家对上证所副总经理刘啸东说。

　　言下之意，上海的潜力很大，很有可能就是其中之一。而“建世界一流的交易所，从一开始就是上证所的目标。”刘啸东说。

　　但这位经济学家不知道，上证所这桌“菜”是上海用“三把蔬菜”、“六块肉”炒成的。

　　199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副处长尉文渊受命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他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全上海可以作为会员的证券公司只有3家：万国、深银和海通，比较成型的股份制企业也只有11家，够上市资格的只有6家。“只有这么‘三把蔬菜’、‘六块肉’。”

　　12月19日上午，上证所敲响了开市第一锤，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出席了开业典礼。

　　不过，由于当时股票市场紧俏，在证券公司排队买股票的长龙绵延了几条马路……

　　此时，距离党的十五大正式将“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写进党的报告尚有8年时间。

　　“解放思想，抓住发展先机很重要。认准发展方向，主动争取，没有什么奇迹是不能实现的。”刘啸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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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资银行入沪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晴雨表”

　　“2008年3月29日”———林志民用黑色签字笔在台历上重重圈下了这个日期，作为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他知道，这一天意味着东亚“本地法人”的新身份刚好一年，在此之前，东亚已经为人民币业务的“国民待遇”等待了58年。

　　让外资银行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是在2007年3月29日，这一天，汇丰、花旗、渣打、东亚4家银行成为首批在本地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获准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

　　“4家银行都将总部定在了上海，这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事件，代表着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城市的地位得到了国际金融界广泛认可。”上海银监局副局长洪佩丽评价说。

　　“人民币业务要让外资银行来做———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这是只能搁在心里边想的事情。”林志民说。

　　他所说的“90年代”，中国复关之路正在曲折前行，对本国产业的担忧和对世界市场的渴求，让“狼来了”和“与狼共舞”的讨论频频见诸报端。还有人担心，意识形态的敏感会不会导致一放就乱？

　　在社会思潮的动荡中，浦东开发执行的“金融先行”也显得有些缩手缩脚，规划的金融贸易区几乎门可罗雀……

　　转折出现在1991年春天———邓小平明确要求：“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小平同志这两句话像一声春雷，我们一下子就知道，大干一场的时候到了。”“老开发”、现任浦东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的蒋慧工回忆。

　　春雷之后，春江水暖。一直渴望进入中国的西方银行家迅速捕捉到其中的信息，一个月内，就有16家外资银行递交了在上海设立分行的申请，随着中国经济开车引擎的再次启动，中国外资银行纷纷挤进了上海浦东这块改革开放最前沿的“试验田”。

　　1995年春天的一个午后，刚刚考察完陆家嘴地区，日本富士银行上海分行首任行长高桥朗夫怀着见证历史巨变的激动心情，赶写着一份提交东京总部的报告：“中国正在试图完成一项史无前例的开发事业……我深切感受到了一种让人折服的能量和巨大的潜力，而这正是人们用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当年春天，该行成为第一家在浦东开业的外资银行分行。

　　目前，上海已成为我国金融机构的最大集聚地。有数据显示，上海大约有3000多家营业性机构，从经营地域看，100多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设立在上海，花旗、汇丰、渣打、德富泰等20多家外资银行在上海陆家嘴设立中国(总部级)营运中心。

　　正如上海金融研究院一位专家所说，外资银行的入沪进程，正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度的“晴雨表”。